转眼间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走过了三年历程。借此契机，回望一下来时的路，或有助于再出发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自贸区并不是开发区的升级版。当年设计开发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，在国内建设资金极其匮乏的情况下，通过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，以大力吸引资金(主要是外部资金)，弥补国内经济建设资金的匮乏，实现经济增长。目前来看，这项制度创新无疑非常成功，有人甚至极而言之：中国经济就是开发区经济。但是，创设自由贸易区，背景已全然不同：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，原有的增长模式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，但转型升级尽管讲了大约有10年了，也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，但历史惯性加上逐步固化的各种利益格局，使经济转型显得举步维艰。因此，尽管自贸区也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内在功能，比如通过将园区企业定位的着力点放在服务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等，但以我的观察，在这项制度的设计者那里，经济增长功能最多只是一个“小目标”，其背后的大目标或核心战略意图，是探索可复制的制度创新，为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必需的制度供给。这也是创设自贸区的深层意涵。

　　不难发现，无论是鼎鼎有名的负面清单制度，还是投资管理、监督管理和金融制度创新，焦点都在制度资源的供给方，即政府一侧。因此，如果说开发区内的核心主体是各类企业，那么，自贸区内的核心主体则应该是政府自身。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，如何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，有效提高经济治理水平，切实降低企业交易成本，为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优良制度环境，进而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要素比较优势，向效率和创新优势转变，这才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过成败的关键所在。或者说，自贸区试验的核心是改革“改革者”，自贸区试验的成败，关键在于改革“改革者”的成败。

　　尽管当年开发区建设也是困难重重，主事者甚至还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，但是整个经济体内部希望尽快摆脱贫困、走向富裕的强烈愿望，为开发区建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强劲动力。自贸区的设立和建设，情形已经大不一样。从国内情况看，今天的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虽然还有绝对数高达7000万的贫困人口，贫富差距也很大，但绝大多数人毕竟还是富裕起来了。从这一点看，经济体内部能够提供的动力资源，显然远远不如当年开发区建设时期。由于损失规避心理这一基本的人性特点，在已经获得了某种收益的情况下，人们的行为会普遍趋于保守，即更加求稳怕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推动和参与变革的意愿就会大大下降。久而久之，就会慢慢造成利益格局固化，发展动力衰减的局面。因此，社会内部动力资源不足，可能是今天自贸区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　　特别是，由于我国的改革多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，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，除了意识形态禁锢之外，无论上层的官员还是底层的平民百姓，在经济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上，还是有普遍共识的。但是，今天当改革走到了需要改革“改革者”的时候，这种共识就很难形成，更不必说采取共同的行动了。另外，自贸区所要推进的制度创新，显然不在单一制度，而是需要一种系统性的创新。这对于主事者来说，不仅是勇气的挑战，也是领导力的挑战。

　　从国际环境看，当年在各地开发区建设过程中，我们正好赶上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良好契机，可以说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，得以将国内的要素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果，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。但是，时过境迁，眼下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构失衡和贫富分化等负面效应，已催生了全球化退潮之势，由此引发国际经济环境深刻的变化，我将此称为“去全球化”倾向。从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，到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；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限制，以及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等，都不难窥其端倪。

　　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，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，其艰难复杂程度可想而知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自贸区的建设就愈加显得意义重大。首先，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的成功和广泛复制，将发挥重要的杠杆效应，撬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，进而通过开放倒逼改革，为中国经济赢得新一轮全球竞争提供新的、可持续的制度供给。其次，在“去全球化”苗头出现的时候，通过主动作为，可以有效推进开放性世界经济，并为其提供中国样本，贡献中国智慧，承担大国责任。

　　如此看来，对自贸区的未来，外显的经济指标(GDP)显然并不是关键，以多大的力度和速度改革政府的行为方式，以多大的力度和速度推进制度创新，能创造出多少可复制的制度成果，才是关键。同时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，自贸区的全称是自由贸易试验区，凡是试验，就要准备承担风险，就要容许失败。自贸区的探索，我们还只跨出了最初的几步，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挑战在等着我们。

　　全社会都应该给予试验参与者应有的空间和时间。